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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见周佑勇：《行政裁量基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然而，对第37条的修改基本被忽略。[30]第二，退一步讲，即便相关实施办法对考评追责有所提及，其要求也失之模糊。

因此，法院判定广电网络公司不负有信息公开法定义务。但根据第37条的规定，公开主体又应是公共企事业单位。[45]第三种否定理由在于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主体。条例修订草案改为：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执行。[12]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工作考核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

[16]参见前引[12]，李媛媛等书，第198-199页。[41]参见余凌云：《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问题——基于315起案件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91]四、我国宪法渊源的种类以上审视了世界各国宪法渊源的组成，那么，它们能否成为我国的宪法渊源呢？首先，有必要区分依据渊源和理由渊源。

美国学者 Andrew Arato 按照制宪机关将制宪分为五种模式，包括：（1）制宪会议（constituent convention）。将法的产生渊源称为实质法源，就像地下水。但是诚如前述，《裁判文书引用规定》只是拒绝了宪法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等法律案件中作为裁判依据，并没有否认在合宪性审查中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那么，首先，为什么要进行宪法解释？仿照法律解释的理由，一是宪法典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比如美国宪法典上规定的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不合理的搜查和没收。

但是目前我们并未看到一国的宪法是根据条约授权产生的情形，同时，无论是条约高于宪法说还是条约低于宪法说，我们也没有看到，在条约与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条约废止了宪法的效力或者宪法废止了条约的效力。[75]加拿大最高法院曾在一起案件中，对一项宪法惯例，即英国立法如果要修改加拿大宪法（英国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是加拿大宪法的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加拿大多数省份的支持（加拿大是联邦制），是否存在进行了判定。

[17] Thomas M.J. Mollers,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2. Aufl., C.H. Beck, München,2019, S.81.[18] [瑞典]亚历山大·佩策尼克：《论法律与理性》，陈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299页。[97] 参见门中敬：《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与规范依据——以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94-102页。在捷克，《权利与自由宪章》与宪法性立法构成了该国宪法秩序的一部分，从而被宪法法院援引来决定立法或者附属立法的效力。然而现实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实践屈指可数。

一种是从行为规范的角度，将其界定为所有规定了行为模式的行为指令和标准。（3）违反强行法（但此处的强行法是指国际法上的强制性规则）。（四）宪法判例宪法判例是指法院在审判中适用宪法所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事实约束力的判决。因此，笔者认为，条约与宪法并不存在效力高低的问题，只有何种情形下，适用哪一方的问题。

在合宪性审查中，宪法典主要是作为依据渊源，即在适用时不会质疑其内容的正确性。学者戈尔丁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两者的关系，他将法的认识渊源称为形式法源，就像溪水。

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第139页。宪法原则是从宪法典中推导出来的，而宪法精神反映着宪法条文的内容实质，是宪法典的预设。

实践中，无论是民法的渊源、刑法的渊源还是行政法的渊源，都是在讨论部门法或者法律部门的渊源。[57]除了第五种是针对不成文宪法外，剩下的四种程序都是针对宪法典。[54]一些欧洲国家会把宪法性法律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基准。这里面实际上列出了合宪性审查的三种依据，即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因此我们才看到，在一些国家，宪法典也是民法的渊源，[42]因为在宪法典中，有时也会混入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93]可见，宪法规定应当是指宪法典的条文，而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则并非是宪法典明确规定的。

[25]至于私人规范，比如章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跟合同的约束力一样，显然不能等同于普遍的法效力。三、宪法渊源的种类讨论宪法渊源包含哪些种类时，需要区分世界范围内的宪法渊源和我国的宪法渊源。

[2]宪法渊源是我国宪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几乎每一本宪法学教材都会对之进行阐述。所以，笔者主张按照法源在裁判中发挥的作用，将法的渊源分为依据渊源和理由渊源。

[23] [芬]奥利斯·阿尔尼奥：《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宋旭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页。同时也不利于对宪法部门的认识。

[107]4.宪法解释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然而问题是，哪些法案具有宪法性或者具有优先重要性，这通常是通过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协商来解决的，但并不总是能够妥善解决。因此，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经审查认为，该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基本都允许适用宪法的机构进行宪法解释，当然，也允许保留一个正式机关来进行最终的或者统一的宪法解释。[10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而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等都存在是否与宪法典相一致的问题，或者说，对它们的适用是相对的，它们只有符合宪法典的时候才能作为裁判理由。比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拘束联邦及各州的宪法机关、所有法院及行政机关。

[44]在宪法惯例之外，还有其他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如果他不辞职，他的行为就构成了违宪，但不会引发法律制裁，因为没有法院能够强迫他辞职。

但问题是，众所周知，无论是宪法性法律还是宪法惯例中的宪法，都不是宪法效力的意思，即使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也并不比其他法律效力高，宪法惯例更是缺乏法效力。其次，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寻求省的同意的时候是否感到是必须的？法院发现，加拿大联邦政府曾在官方文件中指出，加拿大议会在没有事先咨询和得到省的同意的情况下不能修改直接影响联邦和省的关系的立法。在比利时，宪法法院也承认，规定不同层级政府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不仅包含在宪法典中，也出现在普通立法甚至一些不具有立法性质的规范中。以马工程教材《宪法学》中列举的两个宪法惯例为例，[106]一个是党中央提出修宪建议的惯例，这背后反映的是党的领导的宪法理由。

在意大利，介入规范是宪法学者创造的一个概念，用来指那些宪法裁判中仅仅间接作为合宪性标准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介乎宪法典的标准和被审查的条款之间。诚如前述，根据法的渊源分为依据渊源和理由渊源的观点，宪法部门中的规范在合宪性审查中是有不同作用的，有的是作为裁判依据，比如宪法典，有的是作为裁判理由，比如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等。

这种权威性使得它即使内容上存在问题，比如违反上位法，只要没有被有权机关撤销，它仍然可以作为裁判依据，此时区分依据与参照是没有意义的，[32]因为任何下位法都有违反上位法的可能，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下位法作为裁判依据。比如指导性案例，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从指导性案例中所提取出来的裁判要旨，往往是对依据渊源内涵的具体化。

在当今的成文宪法国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只有宪法典（至于宪法修正案其实也属于宪法典的一部分）。陈金钊：《法源的拟制性及其功能——以法之名的统合及整饬》，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第46-64页。